我想起《雙城記》中開篇時的那句話，這是一個最繁華的時代，這是一個最蕭條的時代，我們永遠在時代的夾縫里徘徊、掙扎、躊躇獨行，天上地下人間更仿得找不到一個立足之地。而我卻以為，不論生活在那個時代，我們都該懷著寬恕與愛，去面對這個世界、去活著。

　　生活在十九世紀的狄更斯，彼時改革初行社會動蕩，英國貴族與底層貧民矛盾激化，資產階級戴著虛偽的面紗招搖過市，那算不上一個好的時代，換句話說，那并非一個適合文藝發展的時代。可是生活在那個時代的狄更斯并沒有縱情歌酒懷著絕望的心情自暴自棄，也沒有憤懣偏激、用一支筆寫作生命的孤注一擲，相反他給當時的英國開出的一劑良方是寬恕與愛。他書寫《雙城記》、《霧都孤兒》，他寫的不是革命時史，而是捕捉了那個時代的氛圍，用一個故事告訴人們仇仇相報終無已時，流血只能造成更多的流血，只有寬恕能拯救這個世界，仁慈如狄更斯看似最不適合那個陰暗的時代的，可是他能勇敢地直面它，用自己的力量去感化那個社會，在最不適合的時期里做出了最合適的壯舉。

　　而在現代，二十一世紀的伊拉克，我仿佛又看到了這種力量——那個生活在巴格達的八歲少年卡馬爾。哈希姆。他行走在哀鴻遍野、民不聊生的那片土地，有這么一句詩歌形容這個時代的中東，“山坡上的靈車來來往往，日以夜繼。”沒有少年的玩樂，沒有吃得飽的熱飯，只有硝煙與戰火，明滅不熄，多少人在貧民窟、難民營里祈禱，來生不要生在這里，可是卡馬爾并沒有，他拿著相機記錄伊拉克的點點滴滴，每一個溫情的畫面：有老人坐在書店的門口閱讀，太陽從棕櫚樹后徐徐升起，咖啡館的門外擺著一杯免費飲料。這算是一個糟糕的時代，這是一個沒有任何孩子愿意生活的時代，然而卡馬爾用自己的微薄的力量去記錄那些愛與溫暖，鼓勵每一個伊拉克人勇敢地、努力地活下去，這是在最不適合的時期里最合適的救贖。

　　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生卒，然而又有多少人終生困于自己的生不逢時而最終郁郁而終。如那個錯生在帝王家的亡國詩人李煜，如那個最憂憤了一生最終病死的賈誼。倘若他們能正視自己的年代，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變一些什么，那么歷史會否有所不同？

　　不論我們生在繁華的時代，抑或蕭條的歲月，都應當拿出自己的力量。那不是殘忍的力量，不是無情的力量，它或許微弱并伴隨苦難，卻能在深淵中帶來光明，在堅韌中捍衛我們的愛——這便是生逢其時的全部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