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鵬展翅高飛，直沖云霄，用飛翔的方式演繹王者的霸氣；游魚深潛海底，出游從容，用暢游的方式盡顯自由之樂。荊棘鳥于血染殘陽之時自絕于最尖利的枝條，將劇痛化作生命的絕唱，用最壯烈的方式將生命的壯美發(fā)揮到極致；而黃鸝只在春日融融中婉轉(zhuǎn)地鳴垂柳，用最從容的方式鳴出生命的簡單本色。人，往往陷于暴雨滂沱式的激烈壯闊還是暮雨瀟瀟的內(nèi)斂從容中無法選擇。其實，生命不問方式，只消活出光華。
　　方式無所謂好與壞，只有是否合乎自己本性以及是否服從于內(nèi)心追求之分。黃沙漫漫，鮮有甘露，仙人掌蜷縮起張揚的葉，將每滴生命之源深深埋入體內(nèi)，在困境中，它活得從容。而沙漠大黃則將碧綠肥碩伸展開來，在單調(diào)的黃沙之中自成一道亮麗風(fēng)景，它用它的張揚向荒漠演繹著生命的不屈與燦爛。我們無法評價它們的方式孰優(yōu)孰劣，我們只驚嘆于生命因它們的從容或張揚而分外燦爛與雄壯。就像雞蛋與咖啡豆面對沸水時，一個內(nèi)心變得堅強，一個激情地擁抱著水，將平淡的水變得無比醇香。若是強迫雞蛋與咖啡豆交換方式，雞蛋只能在水中破裂成一鍋散黃，而咖啡豆的醇香只能永遠封鎖身內(nèi)，終其一生，展現(xiàn)出的只是表層的平淡無奇。雞蛋與咖啡豆，選擇了最適合自己的方式，將自己的生命演繹出精彩。
　　方式只是個載體，不同的方式有時只是生命力的不同演繹方式和精神內(nèi)核不同方向的外延。魏晉時期，服藥還是飲酒，看似是截然相反的兩種方式。服藥使人清醒，增加生命密度，使生命變得更有質(zhì)量；飲酒讓人昏沉，稀釋生命打發(fā)時光，是最接近死亡的生命方式。實際上，服藥與飲酒，都源于對美好生命的熱愛與追求。嵇康借藥來旺盛洞察力與戰(zhàn)斗力，清醒地與黑暗較量，用自己的血與汗去追求明日的光明；劉伶借酒消愁，現(xiàn)實的黑暗讓他深感生命的無意義，與其將自己察察之生命，置于泥淖中茍活，不如在酒精的麻醉中追求超脫的自由。而這兩種方式也充分演繹了他們的生命力。服藥造就了清醒的嵇康，將他的所有生命力用于戰(zhàn)斗，顯現(xiàn)出生命的勇敢與堅持；飲酒成就了飄逸的劉伶，將他的生命化作夢境，對靈魂自由的無限追求使他的文章、他的思想超脫凡人。超脫于凡事的庸庸碌碌，他們選擇了不同的方式，藥是嵇康的磨刀石，而酒是劉伶的培養(yǎng)皿。陶潛與謝靈運面對官場的黑暗，一個隱居山林，在雞鳴狗吠中尋找內(nèi)心的平靜，從菊花豆秧中追尋生命從枷鎖中的超脫；謝靈運寄情山脈，在崇山峻嶺中體味生命力的旺盛與燦爛，在猛浪若奔中咀嚼生命最自由的形式。他們都是從丑惡人世中掙扎隱向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尋求生命的真諦，只是選擇的“棲居地”不同罷了。隱居的陶公在田園中體悟出生命的簡單本色，成為田園詩的鼻祖。游山的謝公在山水中感悟到生命的飄逸不羈，成了山水詩的宗師。反之，如果只著重于方式相同而未悟其精神本質(zhì)，終是不倫不類，
　　難登大雅之堂。魯迅曾諷刺在租界之中安享高官厚祿之人，重金購菊數(shù)盆效潛公作詠菊詩以自詡隱士，其惡俗恰恰與潛公的清高淡泊對比，反而使其盡顯粗俗本色，“是真名士自風(fēng)流”，何以羈于方式之別呢？
　　暴雨滂沱，在力道中盡顯生命的剛烈；暮雨瀟瀟，在溫和中也自成一派從容坦然，生命何羈于方式，只消活出生命的光華，是真名士自風(fēng)流。